管涛：中国经济破局与资本市场发展机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源于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
《建议》在肯定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的同时指出，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上述研判并非空穴来风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中关系已从“单向让利”变为“近乎同等经济体间的竞争”，将“对等和公平”作为优先考量。当月，贝莱德公司指出，未来可能给全球政治经济关系带来压力的十大潜在风险中，全球技术脱钩、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中美战略竞争等名列前茅
2026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地缘经济对抗”在近期风险排名中居首位，也成为未来两年严重性排名第一的风险。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要坚持做强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李强总理在阐释“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时指出，一方面要放眼世界，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另一方面要立足国内，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建议》提出的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可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我国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提出扩大内需，之后扩大内需逐渐从危机应对的权宜之计上升为基本国策。2020年初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构想于2022年底被写入了党的二十大报告
然而，自2018年特朗普对华挑起经贸摩擦以来，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中的份额下降，但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稳中有升，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中国进行极限关税施压，关税政策继续对中美经贸往来产生负面影响
美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的比重从2024年全年的13.4%降至9.2%，中国商品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从24.5%降至16.8%。从日本与美国经贸摩擦的经验来看，未来中美贸易联系或仍有下行空间，“十五五”时期我国外需环境将面临较大扰动
不过，挑战通常与机遇并存，外部压力有助于倒逼我国走出“舒适区”，加快推动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美方通过技术封锁、供应链隔离、市场壁垒、标准竞争等多种手段试图阻断中国技术进步路径。伴随着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早已成为我国各方共识
《建议》在总结“十四五”时期成就时指出，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目前，中国在科技领域已经从过去的“跟跑”转向“并跑”，甚至在少数领域实现“领跑”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及部分新兴产业重复投资等问题。“十五五”时期仍需持续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建议》将对外开放相关内容从“十四五”规划的第九位前置为第五位，充分体现了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决心和勇气。这或主要出于以下考量：第一，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创新发展。“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
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集聚优质生产要素，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二，这是推进深层次改革的必然要求。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开放的核心特征
中国需要积极主动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壁垒，以此为契机倒逼国内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第三，这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担当。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国始终秉承开放的“双循环”发展理念，推动贸易和金融双向开放，并强调加大单边开放、自主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中国方案。第四，这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通过对外开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格局，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体系的韧性与安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这为我们在高水平开放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既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又要以高质量发展为高水平开放提供安全保障，同时还要不断提